涉農“一站式”服務便利群眾，網格化管理打通鄉村治理新脈絡，村規民約“約”出文明鄉風，“楓橋經驗”化解農民矛盾糾紛……當數字技術在廣袤鄉村引發變革，與農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鄉村治理格局隨之而變。與此同時，支部帶村、法治管村以及出臺村規民約等傳統治理方式繼續強化。當“變革”與“傳統”交匯、碰撞在一起，鄉村治理現代化被激發出更多新動能。

　　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是鄉村振興的保障，也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石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，提升鄉村治理水平，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，繁榮發展鄉村文化，持續推進農村移風易俗，建設平安鄉村。全國兩會期間，代表委員結合長期履職經歷就相關話題紛紛建言。

　　一“建”一“減”，讓基層黨支部強起來

　　在農民群眾生產生活需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，基層黨建工作的有效開展可以迅速搭建起一個聯系網絡，促進鄉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，提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。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村黨支部書記汪玉成說，近年來年輕人返鄉就業創業成為趨勢，加強基層黨建工作大有可為，只要把人才留住，把基層黨支部建強，鄉村治理就有了可預期的抓手。

　　與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相比，來自西部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、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臨涇鎮席溝圈村黨總支書記馬銀萍坦言，當前西部農村人口外流仍然很多，返鄉的年輕人數量有限，為此她提議，靈活用人留人，加強對流動黨員的管理，通過與流動黨員建立常態化聯系，定期安排他們回村，提高參與感和歸屬感。

　　鄉村治理工作點多面廣，村“兩委”班子是落實任務的主力軍。面對“活多人少”的普遍現象，全國人大代表，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大云鎮繆家村黨委書記、村委會主任陸榮杰建議，上級部門在做檢查工作時可以橫向打通溝通聯系機制，讓縱向開展的檢查工作更科學合理，避免出現同一事項重復檢查的情況。全國人大代表，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太和鎮永豐村黨委書記、村委會主任李雪平認為，村“兩委”班子人員力量有限，可以根據情況做好任務分工，精簡冗余任務，把一些工作放手交給村民自治組織去做，減輕村“兩委”班子的壓力。

　　“基層干部不是‘表格員’‘跑腿員’，基層組織最主要的陣地應該在老百姓的庭院炕頭和田間地頭，最緊要的任務應該是把村民組織起來，了解村民的所想所盼，更好地服務于村民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民革寧夏區委會主委王新軍建議，要理順行政管理和基層自治的關系，要把行政管理和基層自治各自的權限、職責確定清楚，實現職能歸位，把基層干部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，真正做到為基層減負。

　　向基層組織放權賦能，能夠激發鄉村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。王新軍建議，要因事制宜給予基層組織更多自主權利，比如在土地管理等方面賦予基層組織一定的自主權，提高基層組織的積極性。全國政協委員、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杜海峰認為，發展壯大集體經濟，可以賦能鄉村治理。“通過生產經營活動，把鄉村治理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結合，調動起村民參與熱情。”杜海峰說。

　　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，數字技術的身影已經隨處可見。代表委員認為，做好數字鄉村治理工作，關鍵是處理好人和技術的關系。

　　“通過數字化平臺，把行政管理的需求和基層治理的職責連接起來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減少不必要的重復性勞動。”王新軍說。“數字鄉村治理的發展不能簡單地追求使用各種數字工具來解決問題，不能讓基層干部不斷面對各種數字化工具，而忽視了與群眾的直接溝通和服務。”杜海峰提醒。

　　數字技術給村民生活帶來的便捷性顯而易見，但也有問題不可忽視。“如果在服務大廳里，‘一站式’的政務服務能給農民辦事提供很大便利，農民的反響普遍很好，但如果讓農村老人用手機操作事務，哪怕很簡單他們也不愿意用，反而容易添麻煩。”面對這些問題，馬銀萍建議在數字鄉村建設中要循序漸進、有場景和適用人群的側重。

　　既“堵”又“疏”，讓文明風尚深入人心

　　農村高價彩禮、大操大辦酒席等問題近年來受到社會普遍關注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，持續推進高額彩禮、大操大辦、散埋亂葬等突出問題綜合治理。對此代表委員認為，用好村規民約，效果事半功倍。

　　陸榮杰表示，農村是熟人社會，村規民約被當作“面子”，能切實發揮約束作用。“但要看到，發揮約束作用的前提是，村規民約是符合群眾普遍期待的。”陸榮杰說，以高價彩禮為例，如果用村規民約來限制最高金額，前期要做好調查，讓彩禮金額符合普遍情況，“就低不就高”。

　　汪玉成則認為，在治理大操大辦時，一方面要用村規民約來約束，但也要出臺新的辦法，宣傳文明風尚，讓村民能實際參與到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中，做到既有“堵”又有“疏”。陸榮杰補充，農村移風易俗要注意靈活性，一些風俗習慣不能一味禁止，而是要根據時間節點、情況變化調整規定。

　　馬銀萍對此深有感觸，她提出對待陳規陋習要有耐心，這背后是農民長久以來養成的習慣，要多用農民喜愛的形式宣傳，讓文明風尚逐漸深入人心。短期來看，馬銀萍建議，在移風易俗的同時，也要把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好，把村容村貌提升好，把特色產業發展好。“硬件好了，條件好了，讓農民有錢了，習慣的改變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”馬銀萍補充，過去村里發展水平低，在做移風易俗、精神文明建設的工作時，總是拉著農民往前跑，但有時越是拉著跑，他們越是往后退。

　　杜海峰認為，傳統文化在鄉村治理中具有引領作用，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撐，因此鄉村治理可以借鑒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和價值觀念，感受其獨特的視角和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從而更好地應對鄉村發展的挑戰，比如“守望相助”“鄰里和諧”的社會理念，能夠促進社區成員之間的互助合作，共同解決社區問題，提升社區凝聚力和歸屬感，推動基層治理的良性發展。

　　近兩年來，“村超”“村BA”火熱出圈，展示了農民群眾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如何讓群眾性文體活動惠及更多農民？代表委員認為，要通過賽事活動完善配套服務，為農民群眾提供更多就業機會。全國人大代表、貴州省六盤水山海園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李世瑤說，很多農村有舉辦群眾性文體賽事的基礎，可以在辦賽過程中發揮與農民的聯動作用，為農民銷售土特產搭建平臺，讓農民能增收致富，形成文化與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。

　　“德”“法”兼治，守護鄉村老少平安

　　鄉村善治離不開法治。不同于移風易俗工作，李雪平發現，大部分農民對于法律知識的接受效果更好，把哪種行為是觸犯法律的、有哪些危害后果告訴農民，大部分人都會遵守法律規定。但因為法律規定的涉及面廣，普法工作滯后，農村有時也會有違法案件發生。

　　近年來，多地野豬傷人毀物頻繁發生，很多農民不知曉私自捕殺野豬有法律風險，無意間觸犯法律。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，對此李雪平建議，村“兩委”干部應做好農民知法守法用法的“守門人”，主動幫助農民普及法律知識，并對接解決致害問題的專業渠道，幫助農民化解難題。

　　全國政協委員、中豪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席袁小彬表示，目前很多鄉鎮都設有司法所，全國還在推廣在鄉村配備律師，可以通過這些渠道來進行普法宣傳，還可依托村干部帶動示范村民知法守法，另外，普法工作要從小抓起，建議在小學教育里加入法治宣傳。

　　在化解農民群眾矛盾糾紛過程中，代表委員認為，農村是熟人社會，解決矛盾糾紛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，要用好多元化調解機制，做好普法教育。

　　袁小彬建議，對于小矛盾、小糾紛，一方面可以依靠鄉鎮村居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第一時間就地化解，另一方面要為鄉村提供法律顧問，幫助建立完善調解機制。

　　德治引領、法治保障。王新軍建議，要為基層組織開展各項工作提供法治保障，對按照法定程序開展的鄉村治理活動給予必要的法律支持。陸榮杰提醒，農村糾紛以小事居多，靠村委會調解一般就能解決，但不能一味追求矛盾不出村，必要時候介入專業力量效果更好。“建議檢察院、法院等司法機關多組織送法下鄉活動，在農村現場辦案，辦好一個案子，管好一片治安。”陸榮杰說。

　　近年來農村治安越來越好，但詐騙農村老人錢財的情況呈現高發態勢。汪玉成為記者展示了他手機鈴聲里的防詐歌曲。對于防止農村詐騙，代表委員呼吁更多關注農村地區，農村留守老人多，騙子花樣層出不窮，建議多用適合農村地區的反詐宣傳，讓農村老人能辨別騙術，守護老年群體安全。

　　“守護‘一老一小’，是我們村干部的職責，這兩年許多離家在外的年輕人通過安裝監控遠程陪伴老人，老人生活有了盼頭，也能免去很多風險。”馬銀萍說。